“五一口號”的歷史意義及現實啟示
今年4月30日是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70周年紀念日。1948年在解放戰爭迅速發展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高瞻遠矚，審時度勢，于4月30日適時發出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5月1日，毛澤東致電李濟深、沈鈞儒，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具體意見。8月1日，中共中央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到解放區共商建國大計。這一莊嚴的歷史性號召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意愿，獲得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他們紛紛發表通電、宣言或聲明，公開正式宣布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為召開新政協建立新中國而奮斗。
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發布和各民主黨派的熱烈響應，已經過去整整七十年了，七十年后的今天我們隆重紀念這一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的重大事件，是因為它在民主黨派發展史上、在多黨合作發展史上、在我國統一戰線和民主政治建設發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它標志著各民主黨派自覺、公開、正式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標志著各民主黨派堅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義的道路；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拉開了序幕；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性質的重大歷史事件。
一， 各民主黨派響應中共“五一”口號是各民主黨派自覺、公開、正式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標志
關于民主黨派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時間，學術界有不同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種看法：第一種觀點認為，應以1946 年至1947 年民主黨派對中間路線的大討論以至最終放棄為標志。其理由是：1946 年12 月22 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社論，提出“第三方面的立場沒有中立，只有是非”的觀點，許多民主黨派領導人紛紛發表意見，在民主黨派內部開展了一場關于中間路線問題的大討論。討論的結果，即使是中間路線的積極倡導者也明確表示出對國民黨右翼路線的拒絕和對中間路線的懷疑以及對共產黨左翼路線的理解。而大部分民主黨派人士都已認識到，在當時中國的時局下，中間路線是行不通的，它是以渙散民主力量，使第三方面由歧途而走向孤立；認識到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必然性。因而，實質上已經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第二種觀點認為，應以1948 年1 月5 日至19 日中國民主同盟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標志。其理由是：民盟召開的這次重要會議，正式宣布放棄中間路線和中間立場，認為在民主與反民主之間,絕對沒有中立的余地,一切中間的說法和幻想,早已被徹底粉碎了，公開聲明與共產黨實行密切合作。會議確認中國共產黨“值得每個愛國的中國人贊佩”，表示“今后要與他們攜手合作”。 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是民盟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它標志著民盟已經放棄了對國民黨的幻想和所奉行的中間路線，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正如民盟領導人史良后來所說，它“以民盟歷史上的政治轉折點而載入史冊。從此，民盟走上了與中國共產黨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在實際上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nbsp;由于中國民主同盟作為當時國內外公認的中國第三大黨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民主黨派，它的政治路線的重大轉變，也標志著民主黨派已經實現了由中間路線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的轉變，自覺、公開、正式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第三種觀點認為，應以1948 年5 月各民主黨派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為標志。其理由是：中共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后，各民主黨派積極響應，標志著民主黨派完全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從而最終完成了由中間路線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的歷史性轉變，自覺、公開、正式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我們認為，各民主黨派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積極參加新政協運動是他們自覺、公開、正式地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標志。事實上，客觀地講，民主黨派在此前的歷史上，往往能夠響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號召，支持共產黨的革命行動，但始終不明確表示承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不明確表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至多只是把共產黨視為是可以合作的“友黨”。甚至當毛澤東發表關于“統一戰線運動還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之下”的論斷后，1948年3月11日，民革領導人譚平山指出：“這在一班想爭取領導權的黨派，也許聽來不大順耳。從另一方面來說：在中共以外的黨派，而同意于毛澤東先生所說這些話有些人表示驚異”。 可見，即使到了1948年3月“在中共以外的黨派”也還沒有接受或完全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只有當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發布后，在各民主黨派的表態中明確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于1948 年5 月7 日，在《臺灣民主自治同盟號召臺灣同胞響應中共五一號召》中認為：“中共中央這次提出了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樣的政府才是一個真正合法的中國政府，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領導人譚平山于1948 年5 月23 日發表文章表示：“為著爭取革命的前提勝利，是要大家多負責任的，而領導的責任，更不能不放在中國共產黨肩上，這是歷史發展上一種不容放棄的任務” 中國致公黨于1948 年6 月19 日發表《響應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宣言》承認：“中共在中國革命艱苦而長期斗爭中，貢獻最大而又最英勇，為全國人民起了先導和模范作用，因此，這次新政協的召開，無疑我們得承認它是領導者和召集人”。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鄧初民于1948 年7 月16 日發表文章指出：“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具備了領導中國革命的一切條件”。 中國民主促進會于1948 年7 月31 日召開第四次理事會會議，在通過的《中國民主促進會擬提出于政治協商會議之行動公約及政治綱領》中規定：“民主聯合政府為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之各階級共同執政之民主聯合政權，但人民民主革命之徹底完成，必須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 當時的民建、九三學社因為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不便公開發表意見，但也在后來發表宣言，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各民主黨派的宣言、聲明或談話無疑表明了一個最重要的政治現實：各民主黨派都已把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革命和建設新中國的領導力量。至此，民主黨派的主體部分都公開表示了對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承認。所以，我們認為，各民主黨派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積極參加新政協運動是他們自覺、公開、正式地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標志。
二、各民主黨派響應中共“五一”口號是各民主黨派堅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義道路的標志
判斷民主黨派是否最終完成了由中間路線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的轉變, 走上新民主主義的道路，其衡量的標準主要應有以下幾點：
第一，是否認清了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本質。民主黨派曾把所奉行的中間路線概括為: “調和國共”, “兼親美蘇”八個字。并認為能否按照這八個字去做,是中間路線能否實現的關鍵。由此可見,當時的民主黨派對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反動本質的認識程度。中共“五一”口號發布后，民主黨派丟掉了對美、蔣反動派的幻想,認為他們是:“內戰的根源”,“和平的障礙”,“已成為民主黨派的敵人”。表示在與他們的斗爭中“決不動搖,決不妥協,決不對反動集團存有絲毫的幻想”。 表明民主黨派最終認清了美、蔣反動派的反動本質。
第二,是否放棄了以和平的方式為主要斗爭手段,支持無產階級的革命武裝斗爭。以和平、民主的方式進行政治斗爭,通過“和平革命”達到建國的目的,這是民主黨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特別突出的政治主張。因此,他們極力反對共產黨擁有軍隊和從事革命武裝斗爭。遭受嚴重挫折,處于轉變中的民主黨派痛定思痛,最后感悟到:“過去我們曾以和平、公開、合法的方式去爭取民主,但已經失敗了。今后應積極的支持以人民的武裝去反抗反人民的武裝”。 表明民主黨派放棄了以和平的方式為主要斗爭手段,支持無產階級的革命武裝斗爭。
第三,是否拋棄了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愿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建國。民主黨派在革命斗爭中追求和向往的是建立一個“十足地道的民主國家”,并在政治上以英美國家的民主制度為榜樣,設計出了一個完整的建國方案。這個不取消私有制,不消滅階級,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三權絕對分立的建國方案,實際上是一個十足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發布后,各民主黨派紛紛響應,積極參加新政協運動,同中國共產黨一道為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國而共同奮斗,這個行動已完全表明民主黨派徹底拋棄了堅持已久的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
而從中共“五一”口號發布后各民主黨派的政治主張可以看出，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總路線的內容基本一致。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總的行動方針和奮斗目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通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對中國革命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正確回答。它的基本內容是: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革命只能由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的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的前途是社會主義。民主黨派在中國共產黨“五一”口號發布后的表態中,基本上認同了上述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的內容,從而標志著各民主黨派堅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義的道路。
三、各民主黨派響應中共“五一”口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拉開序幕的標志
中國的民主黨派，發端于大革命失敗后，形成、發展、壯大于抗日戰爭后期，是作為積極抗日、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的愛國民主進步力量出現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他們在近期奮斗目標上與中國共產黨有相同之處，但在世界觀和長遠目標上與中國共產黨又不盡相同。這就決定了他們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從某一方面、某幾方面的合作逐步發展到全面合作，再進一步發展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基礎上實行新的全面合作的發展歷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也隨之孕育、形成了。
對于民主黨派來說，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起初有的既反對國民黨，又不贊同共產黨。在一段時間內，一直幻想著走“第三條道路”。甚至提出共產黨在軍事上作出讓步，國民黨在政治上作出讓步，由民主黨派來主政國事，收拾局面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對此，中國共產黨耐心地、反復地做工作，始終視民主黨派為朋友，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民主黨派的信任。為配合和支持民主黨派的民主斗爭，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經濟上和道義上都給民主黨派許多的幫助。中國共產黨不為一黨私利，顧全民主斗爭大局，寧愿犧牲自己的利益，而不愿民主黨派朋友受到損失的氣度深深地影響和教育著民主黨派。在民主黨派處于嚴重政治危機關頭，在民主黨派的領導人處于嚴酷的白色恐怖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給予了他們真心誠意的幫助。在嚴重的歷史教訓和慘重的血的代價的啟示下，在中國共產黨無私的幫助和教育下，民主黨派終于認清了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反動本質，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符合中國社會現實和中國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到中國的革命，中國的民主、自由、獨立、富強的光明前途，只能通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實現。于是，當中共“五一”口號發布后，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積極響應，他們同共產黨真誠合作，共謀國事，為建立新中國獻計出力，與中國共產黨一起籌備召開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新政協，一起組建廣泛代表各方面利益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正是在此過程中，一起締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這一基本政治制度。這表明中國人民經過漫長歷史實踐的檢驗、依據自己的國情、否定了近代以來曾經出現過的多黨制，最終選擇了全新的獨具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這種選擇，是中國近代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選擇，拉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序幕。這種選擇，為中國近代政治發展開辟了光明輝煌的歷史道路。
四：新時期各民主黨派應不忘合作初心，繼承優良傳統。繼續不懈奮斗。
七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親密合作，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我國社會生產力持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不斷發展，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保持了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安定。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來，國民經濟保持高速增長，人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威望得到空前提高。這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是符合中國國情、經得起實踐檢驗的正確有效的政黨制度。
七十年后的今天，重溫這段歷史，回顧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肝膽相照、協商建國走過的光輝歷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目前，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召開之后，各民主黨派剛剛完成領導班子成員的新老交替，一大批新成員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進一步搞好政治交接，成為民主黨派各級組織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自身建設的重要任務。而政治交接的核心，是把民主黨派老一輩在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高尚風范一代一代傳下去，保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新時期得到堅持和發展。因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溫歷史，繼續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繼承和發揚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的優良傳統，不忘合作初心，對于民主黨派搞好政治交接，對于珍惜我們今天的大好形勢，落實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各項任務，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這種制度無論在建國初期還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時期，都是最適合中國發展的政黨制度。作為民主黨派成員，我們認為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我們不能在這個偉大時代碌碌無為，而要“擼起袖子加油干”，才不負這個偉大的時代。中國夢是我們正在進行的事業和奮斗，是我們在各自崗位上拼搏、創造、奉獻的實踐，時代賦予了我們偉大的任務。
中共中央在發給民盟中央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賀信中指出：
“76年前，民盟誕生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歷史時刻，在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斗爭中，自覺地同中國共產黨共克時艱；在鞏固新生人民政權、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中，堅定地同中國共產黨共歷風雨；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始終同中國共產黨共襄偉業。幾十年的偉大歷史進程中，一代又一代民盟領導人團結帶領廣大盟員，始終致力于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同中國共產黨結下了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深厚友誼。實踐已經充分證明而且必將進一步證明，民盟作為中國共產黨久經考驗的親密友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是推進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一支重要力量，是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大會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地位，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論斷，深刻闡述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確定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目標，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中華民族歷史上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
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歷史和時代賦予我們的共同使命。希望民盟深入學習宣傳貫徹中共十九大精神，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大力弘揚老一輩的優良傳統，進一步深化政治交接，切實增強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共識；圍繞中共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戰略、重要部署、重大任務，圍繞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優先發展教育事業等重大課題，繼續發揮教育文化科技界別特色優勢，深入調查研究，提出真知灼見；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建設，不斷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參政議政能力、組織領導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決自身問題能力，更好地承擔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親歷者、實踐者、維護者、捍衛者的政治責任。
中共中央相信，民盟新一屆中央領導一定能夠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一定能夠肩負歷史責任，團結帶領廣大盟員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加強自身建設，積極履職盡責，推進新時代民盟工作展現新氣象。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充分發揮統一戰線的優勢，加強同各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是中國共產黨的長期戰略方針。中國共產黨將按照中共十九大精神，堅定不移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定不移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堅定不移支持民主黨派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要求更好履行職能，把多黨合作事業繼續推向前進，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畫出共同團結奮斗的最大同心圓。
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認真學習貫徹中共十九大精神，不忘合作初心，繼續攜手前進，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奮斗！”
回顧光輝歷程，不忘合作初心，繼承優良傳統。作為民主黨派的一員，在新時期、新征程的今天，民族復興大業 任重道遠。讓我們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繼續奮斗！
(民盟敦煌市基層委員會一支部盟員 趙志雄)